第一节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政治与殖民帝国
一、军阀势力与军备扩展
日俄战后，军部挟战手之气焰，及力鼓吹“军备扩张至上”，扩大“统帅权“的范围。1906年10月，陆军首脑山县有朋不与内阁商量就制定并向天皇上奏了带有国策性的《帝国国防方针》。次年2月，经军令、军政首脑联合御前会议审议并确定了所需兵力及用兵纲领，交给内阁分期执行。这是军部撇开内阁，单独制定国策之开端。1907年9月12日，军部又以第一号“军令”的形式下达了“关于军令的规定”，凡有关军政之天皇诏敕，只须陆海军大臣副署即可以“军令”的形式下达执行，无须内阁总理大臣副署，这就为军部擅权进一步提供了法律根据。二、大正政变
1、“大正政变”的社会基础
日俄战争以来，与垄断特权财阀资本发展的同时，中小资本和无特权的一般工商业资本也有某些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特权垄断资本的某种压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在没落，知识阶层人数在增加。这些知识分子很多与中小资产阶级联系密切，形成一个反对军阀官僚专制的民主势力。甲午战争以来，军费不断膨胀，官僚机构无休止地扩大，军阀官僚集团贪污不断发生。人民群众极为不满，反对军阀专制，反对军国主义预算，反对增加税收，要求扩大普选权。这类带有民主色彩的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明治前期自由民权运动在新形势下的继续。1908年，代表地方非财阀资本利益的“商业会议所联合会”曾领导过全国性的反对增税运动。1906年2月，小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分子建立了普选联合会，提出“普选请愿书”。此后各次议会，亦有人提出普选法案，均被否决。这些改良主义要求正是“大正政变”的社会基础。统治集团中的反军部势力则加以利用，以求达到它自身的目的。
2、“大正政变”
第二次桂太郎内阁（1908年7月14日——1911年8月30日）登台后，加强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暴力镇压，扩大军事支出，正式并吞朝鲜。然而它在财政上困难重重，它的暴力措施和庞大的一、军事支出日益招致人民群众及各方面不满。1911年8月23日，桂内阁辞职，西园寺公望再次组阁（1911年8月30日——1912年12月21日）。1912年9月27日，明治天皇死，皇太子嘉仁即位，改元“大正”（1912年7月30日——1926年12月25日）。1911年8月，西园寺公望第二次组阁（1911年8月30日——1912年12月21日）。由于硬通货储备连年下降，它不得不把施政中心转入整理财政。1912年秋，内阁要求各省对1913年年度预算压缩一成。陆军为了策谋倒阁，非但不压缩预算，反而指令陆军大臣上原勇作强硬要求增设两个师团。11月10日，西园寺会见山县有朋希望缓增设两个师团，山县答称：“国防为本，财务为末”。22日，陆军大臣正式提出增建两个师团方案。30日，内阁否决。12月2日，上原勇作提出辞表，陆军拒绝推荐继任人选，西园寺内阁遂被迫辞职。这是军部势力第一次使用“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迫使内阁垮台。不久，由桂太郎第三次组阁，日本人民和民主势力对军部的专横及为不满，展开了群众性的斗争，迫使第三次桂太郎内阁辞职。这次政治变动被称作“大正政变”。
事后，山县有朋把持的元老会议又决定由天皇下诏令桂太郎组阁。其实，大正天皇智能不全，桂太郎当时的内大臣，负责起草诏令。所以，这项决议等于让桂太郎自己任命自己，集宫廷和政府大权于一身。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万朝报》、《东京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等群起反对，政友会各地支部、全国新闻记者联合会、东京商业会议所及实业界有力团体“交询社”纷纷作出决议，反对增疫师团，并提出“反对军国主义者”、“扫荡阀族”、“拥护宪政”等口号，有的还提供活动资金，这些团体先后召开了三次“拥护宪政大会”，弹劾桂太郎内阁。12月24日，第三十次议会召开，护宪运动愈形活跃，桂太郎竟以天皇名义敕令议会休会。2月10日，议会复会时，数万群众包围议事堂，政府出动了二千五百名警察进行威胁，仍无法驱散群众。2月11日，桂太郎被迫辞职。第三次桂内阁只存在了五十天（1912年12月21日——1913年2月11日）。示威群众袭击支持桂太郎内阁的报社，焚毁警察署、岗楼多处，运动扩及大阪、神户、广岛、京都等地，表现出少见的声势。
山本权兵卫继任组阁（1913年2月20日——1914年4月16日）后，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但对减税等问题毫不触及。不久，西门子事件（西门子事件：德国西门子公司以价款的1.5——3.5%作为回扣，贿赂日本海军部门。）及“金刚号”军舰受贿事件相继被揭发，几万群众再次包围议会，山本权兵卫内阁辞职。山县系的清浦奎吾受命组阁，因海军反对而流产。1914年4月，年已七十门岁的大隈重信被抬出组阁，实权则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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